贞观初年，有人上书唐太宗皇帝，请求清除朝中奸臣，以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太宗皇帝十分重视，亲自接见上书人，问他：“我所使用的大臣都是经过反复考查的忠贤之士，你知道谁是奸臣？”上书人说：“小人不在朝中，自然也不知道谁奸谁忠，但小人有一妙方，只要陛下一试，谁奸谁忠便泾渭分明了。”太宗皇帝问：“什么妙方？”上书人回答：“陛下与众臣讨论问题时，故意坚持一种错误意见，并借机大发雷霆，那些不惧怕雷霆，坚持正确意见而敢于直谏者便是正直的大臣；反之，惧怕陛下威严，顺从陛下错误意见，曲意逢迎者，必是奸臣无疑。”上书人本以为此妙计会受到太宗皇帝的赞赏，不料太宗皇帝却不以为然地说：“帝王好比泉水之源头，臣下好比泉源下的水流，泉源混浊而想让水流清澈，那是不可能的事，帝王自己欺诈，怎能要臣下正直呢？我是靠信任他人来治理国家的，决不搞歪门斜道，你的计策虽妙，但对我毫无用处。”太宗一席话，说得那人惶愧而退。

“源清则流洁”，这个比喻揭示出一条贯通古今的为官从政至理。假若太宗皇帝对此进言大加褒扬和赞赏，无疑于在鼓励和倡导臣民们这样做，许多人因此也一定会乐此不疲；假若太宗皇帝听信此言并依计而行，无疑在变相地制造“奸臣”，人为地制造“敌人”。若干的假若没有在太宗皇帝身上成为现实实属太宗朝中大臣们的福气。太宗毕竟是一位开明的君主，知道以铜为镜，以史为镜，以人为镜。不幸的是，这些诸如此类的假若在其他帝王身上却不少不幸而成为现实：秦始皇因宠信宦官赵高、奸臣李斯，致使赵高、李斯合演了一幕篡改始皇遗诏，逼杀太子的丑剧；唐朝武则天称帝后，因鼓励告密者，实行“告密属实者立即封官，不实者不加追究”政策，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靠告密一步登天的大奸臣来俊臣……

宠爱、轻信和重用“小人”的结果，必然是奸臣专权，轻者害人，重则误国。避免重蹈前人覆辙的“偏方”有三：一是改掉自身不良嗜好和习惯，保证“源清”；二是经常审察一下左膀右臂，消灭“灯下黑”；三是深入基层，掌握实情，秉公用权。